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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家黄永玉忆沈从文:他对待苦难态度十分潇洒


来源:收获    作者:    发布时间:2018-05-10 09:33:14
 

  1949年8月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发表沈从文长信《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》。

  1950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。

  一九四六年开始,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,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,大约有了一两百封。可惜在“文革”时,全给弄得没有了,如果有,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,现在却不行。

  沈从文在解放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,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。”

  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,他没有想到,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。“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,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。

  1979年12月31日,黄永玉完成的《太阳下的风景》,已成为书写沈从文最好的经典之作。

  1981年2月沈从文在美国斯坦佛大学讲学。

  1982年,沈从文黄永玉叔侄二人,在就读过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前合影留念。

  1982年黄永玉陪同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凤凰,沈从文在文昌阁小学听课。

  在平常生活中,说到“伟大”,不免都牵涉到太阳,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,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。

  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,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,那简直是笑话。他从来没有在“伟大”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。

  他说过:“我从来没想过‘突破’,我只是‘完成’。”他的一生,是不停地“完成”的一生。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,他不过是一颗星星,一颗不仰仗什么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。

 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,他是非常非常的“平常”。他的人格、生活、情感、欲望、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,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。

  老子曰:“上善若水”,他就像水那么平常。永远向下,向人民流动,滋养生灵,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。

  因为平常,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。

  《从文自传》书影。

  黄永玉先生在李辉收藏的《从文自传》题跋相赠。

  在密锣紧鼓的“反右”前夜,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:“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?”(大意)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,甚或是聪明的预见,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,写不写得好作品,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份内的事。

 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:“写一辈子小说,写得好是应该的;写不好才是怪事咧!”

  好些年前,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,据说要向我请教,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,因为服式制度上出现了怀疑,因此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?若果这样,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。这是个大事情,问起我,我没有这个知识,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,我们可以去请教他。先征求他的同意,同意了,我们便去他的家里。

  他很愿意说说这方面的见解。

  在他的客室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。

 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,然后说: “……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,人又年轻,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。青年人嘛!长安是很繁荣的,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、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;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。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,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。

 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,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(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)。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,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、制度的‘意外’和‘偶然’。

  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,在长安日子过得好,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,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……”

  问题就释然了,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。

  那一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我至今还记得住的是,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些话。

 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,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,并且说:“……那也是很‘文学’的!”并且哈哈笑了起来。——“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。”

  这是真的,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。

  这几十年来我们相处的时候,很少有机会谈到学习改造,更不可能谈到马列主义。在我几十年印象中,他跟马列主义的关系好像不太大。

  干校期间,沈从文为黄永玉写家族小说,第一章《来的是谁?》 (1)。

  干校期间,沈从文为黄永玉写家族小说,第一章《来的是谁?》 (2)。

  干校期间,沈从文为黄永玉写家族小说,第一章《来的是谁?》 (3)。

  有时候他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自我改造的文章,末尾表决心时总要提到“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”,我也半信半疑了。我想,像我们这一类人,似乎是不太有资格谈马列主义……

  没想到,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在学术研究上开创一个好大的局面!用得这么实在、这么好。把文物研究跟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得出丰硕成果的竟然会是沈从文!

  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:“……我一生,从不相信权力,只相信智慧。”

  在文学方面,我只读他的书,交谈得少,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。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,他也不愿接触那处“痛感神经”。用大量的精力、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。

  他默默地,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。

  卡夫卡说过:“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!”

  这说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

 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。

  文革期间,沈从文与黄永玉在“罐斋”家中。

 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。

  “文革”高潮时,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,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“全餐”(西餐有开胃小菜,有汤,有头道菜,二道菜,有点心,有咖啡或茶)。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,他看到我,他装着没看到我,我们擦身而过。这一瞬间,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:“要从容啊!”

  他是我的亲人,是我的骨肉长辈,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,交换交换痛苦;不能拉拉手,拥抱一下,痛快地哭一场。

  “要从容啊!”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。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,叮咛,鼓励。

 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,是他以前的老学生,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,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。“文革”一开始,他嚇破了胆,一个下午,他紧张地、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,轻轻地、十分体贴地告诉我:“你要有心理准备,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!”

  这个王八蛋,他到底揭些什么事?我也不好再问他“你个狗日的,你到底揭发些什么?”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,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。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,可他身体不好,他经不起……

  黄永玉1947年为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所作木刻。

  黄永玉为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插图,1947年。

  1950年黄永玉拍摄的凤凰虹桥与古城风景。

  黄永玉画沈从文大哥像 ,大满即大叔(1)。

  黄永玉画沈从文大哥像 ,大满即大叔(2)。

  黄永玉画沈从文故居速写。

  黄永玉六十年代初为沈从文的第一本《龙凤艺术》设计封面速写,沈从文题签。

  沈从文五十年代为黄永玉《阿诗玛》一书题签。

 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。

  难以想象地,表叔偷偷笑起来,悄悄告诉我:“会,会,这人会这样的,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,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,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……”

  日子松点的时候,我们见了面,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,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。

  “这是造反派领导、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,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,但道德上可靠……”

  他说,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,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,斗争会完了,他揭下那张“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”的标语一看,他说:“那书法太不像话了,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,真难为情!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!”

  有一次,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,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,是一首造反派的歌。他说:“你听,‘弦歌之声不绝于耳!’”

  时间过得很快,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,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,我们有通信。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,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,他来信居然说:“这里周围都是荷花,灿烂极了,你若来……”我怎么能来呢?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,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:

  “闻道双溪春尚好,也拟泛轻舟;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,许多愁……”

  在双溪,身边无任何参考,仅凭记忆,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。

 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,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!

  钱锺书先生,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,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:“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,文雅委婉,他不干的事,你强迫他试试!”

  (钱先生道德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“四人帮”时代,江青让人请他去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,他告诉来人说: “我不去!”

  来人说:“这是江青同志点了名的……”

  钱先生仍说:“呵!呵!我不去!哈!”

  来人说:“那么,我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……”

  “不!不!”钱先生说,“我身体很好!”)

  表叔桌子上有具陈旧破烂的收音机,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。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。

  他是利奥纳多?达?芬奇类型的人。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,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?我想来想去,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,赖着脸皮说,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。

  2015年4月,将沈从文写黄家故事、黄永玉写沈家故事文章结集为《沈从文与我》,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。

  黄永玉的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第一部《朱雀城》三卷本。

  黄永玉的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第二部《八年》,出版上、中两册。

  对音乐的理解,这是个奇迹。

  托尔斯泰有过对音乐的妙论:“音乐令人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。”美,但不中肯。

  表叔说:“音乐,时间和空间的关系!”

  这是个准确定律。是他三十多年前说过的话。

  他喜欢莫扎特,喜欢巴赫,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……

  他真是个智者,他看不懂乐谱,可能简谱也读不清,你听他谈音乐,一套又一套,和音乐一样好听,发人聪明。

  他说:“美,不免令人心酸!”

  这,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。

 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,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,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。六十年代初,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,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,过了几天,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:

  “我看了《丈夫》,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。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,真像普希金说过的‘伟大的、俄罗斯的悲哀’,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!……”

 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。我深深了解,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,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。

  目前所见唯一一张沈从文三十年代拍摄的凤凰虹桥。

  家人回到凤凰,将沈从文先生骨灰撒入沱江,魂归故里。

  黄永玉将张兆和为《从文家书》所写的后记书写下来,镌刻碑上,立在沈从文墓地前。

  黄永玉先生在沈从文墓地题写碑文: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,李辉 摄。

  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,上头写着:

  “一个士兵,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。”

  献给他,也献给各种“战场”上的“士兵”,这是我们命定的、最好的归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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